说明本书是怎样一部历史，它像什么，又不像什么

尽管我们把这部作品称为历史，而不称为传记，或者称为如今更为时髦的“申辩录”[1]，是恰如其分的，但是我们在这里宁可沿袭那些以描述各国兴衰变迁为己任的作家所采用的办法，而不去效仿连篇累牍、专以鸿篇巨制为事的历史学家，这类作家为了保持各卷长短一致，就在平淡无奇、未发生任何大事的时期里，逐年逐月地填塞一些琐事细故，从而与在人类历史舞台上演出过无比壮丽场面的不同寻常的年代耗费同样多的篇幅。

这种历史著作实际上很像报纸，不管有没有新闻，都要排出同样多的版面[2]。我们还可以把它比作驿车，因为驿车，不论是载满旅客还是空驶，总是在同一段道路上往来行走。这种历史学家可能认为，他必须与时光同步，他就做了时光的抄录员。这类抄录员，同他们的雇主——时光——一样，无论多少个世纪世界过的是昏睡般的、像寺院一般幽静的生活，还是像一位杰出的拉丁诗人[3]下面这段出色的诗句所描述的光辉灿烂、生机勃勃的时代，都是迈着同样徐缓的步伐。

Adconfligendumvenientibuundiquepoeni,

Omniacumbellitrepidoconcuatumultu

Horridacontremuereubaltiaetheriauri.

Indubioquefuitubutrorumregnacadendum

Omnibuhumanieet，terraquemarique.[4]

我们只恨找不到比克瑞奇[5]先生的译文更贴切的译文，还是把他请出来：

可怕迦太基以动武威胁罗马，

剧烈的惊恐使全世界震动。

哪个邦将毁灭，哪个邦将兴起，

谁称霸世界，仍然局势不明。

在今后的叙述中，我们打算采用一种相反的写法：每逢遇到不同寻常的重大场面（我们相信这类场面是会经常出现的），作者就不惮烦劳，不惜纸张，为读者详细地描绘出来。如果几年之中，没有一个值得读者一顾的事件发生，那作者就不怕让这部历史出现一段空白，丝毫不去理会它，而一心奋笔疾书，去描写重大事件。

实在说起来，这种被视为空白的时期，我们应该把它们看作“时光”所举办的抓彩票大会上的空票，而我们作者就是抓彩票大会上的记录员，我们要向那些在市政厅[6]里销售这种彩票的聪明人学习，无论他们出售了多少空票，从来不向公众说明而自己处理掉；可是如果有一张中了大彩，他们就一定在报纸上大肆宣传，让天下人都知道彩票是哪家卖出去的。实际上，通常总有两三家在争这种彩票销售者的名誉。我猜想，这是让那些碰运气的人相信某某经销商是财神爷的心腹，甚至还参与了财神爷的内阁会议呢。

因此，读者诸君，您在阅读本书时发现有几章很短，有几章又很长；有的只记载一天的事情，有的则包含好几年里的事；如果读者有时发现这部历史似乎停滞不前，有时却飞速前进，看了前边的解释，就不会感到奇怪了。对于这些情况，我不认为我有义务在任何批评家的法庭上为自己辩护，因为实际上我是一种新的写作领域[7]的开拓者，在这块领地上，我可以随心所欲，自行制定法律。我把我的读者看作我的子民，他们对于这些法令，自然应该相信并且遵守。为了能让他们毫不勉强地、愉快地接受这一点，我在此向他们保证，制定这些法律时，我主要考虑的是他们的方便和利益。我并不像那些主张“君权神授论”，对人民进行专制统治的暴君[8]那样把读者视为我的奴隶或工具。我之所以为读者制定法律，只是为了给他们兴利造福。我生来是为他们所驱使的，而不是驱使他们的。我也完全相信，既然我把他们的利益当作我写作时的重要指南，那么他们也会同心协力，支持我的权威，并给我以应该得到的或期望得到的一切荣耀。

[1]申辩录：欧洲古代有些传记以替传主申辩的形式写作，最著名者为柏拉图的《为苏格拉底申辩》。菲尔丁时代英国文人写自传和传记时常袭用这种形式。如当时的桂冠诗人克利·希伯（1671—1757）就写有《克利·希伯先生生平申辩录》。此处即对希伯的讽刺。又菲尔丁在《约瑟夫·安德鲁传》中也讽刺过希伯。

[2]报纸在草创时期，十分简陋，有时新闻不足印满版面，就保留空白，有的编辑甚至在空白处印上“今日无新闻可登”的字样。

[3]这位诗人指公元前1世纪的古罗马诗人卢克莱修（前99—前54）。

[4]诗句引自卢克莱修的长诗《物性论》第3卷。

[5]克瑞奇（1659—1701），英国诗人、卢克莱修著作的译者。

[6]此处指伦敦老城市政厅，伦敦老城是该市金融中心。

[7]“新的写作领域”指“散文体喜剧史诗”，菲尔丁在《约瑟夫·安德鲁传》的序言中有所论述，在本书第5卷第1章也略有阐发。

[8]“君权神授论”盛行于斯图亚特王朝，17世纪大革命查理一世被处极刑后，渐渐失去人心。

从宗教观点对过分宠爱私生子的人们的告诫；德波拉阿姨的一个重要发现

卜利非大尉和容貌很美、品德极高、财产极多的白丽洁小姐结婚典礼举行过后八个月，小姐由于受了惊吓，生了一个大胖小子。产婆发现除了早产一个月外，这孩子没有什么别的毛病。

尽管对沃尔斯华绥先生来说，自己所疼爱的妹妹生了一个能传宗接代的子嗣，是天大的喜事，但是这并不能转移他对那个弃婴的疼爱。这时，他已经当了那孩子的教父[1]，并且让那孩子跟了自己的名字，也叫托马斯。他很少忘记到育婴室里看他，每天至少也要去一次。

他对妹妹说，如果她愿意的话，就把刚出生的婴儿同小汤米[2]一起抚养。白丽洁小姐虽然稍稍有一点不情愿，但最后还是同意了。因为她对哥哥的确是百依百顺的，所以她对这个弃婴的态度显得很仁慈，甚至有点仁慈太过，远远不是一般严守妇道的妇女所能做到。这种孩子，不论他本人多么清白无辜，到底是荒唐行为的活见证。

大尉对此忍受不了，他认为沃尔斯华绥先生对待那孩子的办法是一个错误。他多次向沃尔斯华绥先生暗示，收养罪恶的果实就是纵容罪恶。他引用了好几段***（因为他把一部《圣经》背得烂熟），如“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3]“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就酸倒了”[4]等等，以此来论证在私生子身上惩罚其父母的罪过是合理合法的。他说：“尽管法律并没有明文规定可以把这种来路不明的孩子杀尽灭绝，然而它却把他们看作没有主儿的野种。教会也把他们看作野种，把他们养大后，充其量只能让他们干社会上最低级卑贱的营生。”

沃尔斯华绥先生对大尉这些话，以及他在这个事情上的其他许多高论，都做了答复。他说：“不管父母的罪孽是多么深重，孩子毫无疑问是无辜的。您所引用的两句***，第一句是因为犹太人供奉偶像，背弃和憎恨天父，上帝才给予斥责；第二句只是个比喻，意在指明罪恶必然导致的无可避免的后果，并非明确指出什么惩罚。但是如果把至高无上的上帝说成在无辜者身上对有罪者施行报复，那即使不是亵渎神明，也是很恶劣的行为，因为这就等于说，上帝是在违反他在我们心里培植的那种自然法律的基本原则和是非观念，他要我们不但依据这些原则和观念判断还未启示给我们的事物，甚至要据以判断启示[5]本身的真实性。”他说，他知道有不少人在私生子这个问题上，所持见解与大尉一样，但他自己却不那么看。他要好好地抚养这个孩子，把他看作有幸被放在他床上的、被他拾到的一个合法出生的婴儿。

大尉对沃尔斯华绥先生给予汤米的宠爱感到嫉妒，所以他利用一切机会鼓吹类似的观点，想促使沃尔斯华绥先生把这个弃婴赶出家门。正在这时，德波拉阿姨发现了一个秘密，这个发现，就其本身来说，给可怜的小汤米带来的后果，要比大尉所有那些观点严重得多。

这位贤良的妇人干这件事究竟是出于她那永不餍足的好奇心呢，还是为了讨卜利非太太的欢心呢，我这里不做断言。尽管卜利非太太表面上对那个弃婴很不错，但暗地里却常常咒骂他，并且还骂他哥哥不该疼爱那个孩子。然而现在，德波拉阿姨，如她自己所说，已经把那弃婴的亲生父亲彻底查出来了。

既然这个发现事关重大，我们恐怕有必要追溯一下它的根源。因此，我们现在就把这个发现的来龙去脉，向读者详详细细地交代一番。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不得不把迄今为止读者还一点也不熟悉的一个小小家庭的一切秘密都暴露出来，这个家庭的体制非常稀有罕见，以至于我担心，许多平日极为轻信的已婚男女，读了以后也会觉得难以置信。

[1]教父是抱着孩子去受洗礼，并为他起教名的人。

[2]汤米是汤姆的昵称。

[3]见《旧约·出埃及记》第20章第5节及《申命记》第5章第9节。

[4]见《旧约·以西结书》第18章第2节及《耶利米书》第31章第29节。

[5]启示指《新约·启示录》中所描绘的一些幻象，用以了解上帝的本质。

对一个与亚里士多德[1]的原则完全相反的一种家庭管理体制的描述

读者可能还记得，前文中我讲过，詹妮·琼斯曾在一位塾师家里待过几年。那位塾师在詹妮诚恳的请求下，教过她拉丁文。她呢，并没有辜负她那份天资，学问上取得了很大进步，竟比她的老师还高出一筹。

尽管就这位塾师所从事的职业来说，没有学问就干不成，但恰恰在这方面他最不擅长。他是这世上脾气最好的人之一，同时又善于诙谐，十分幽默，在远近颇有些名气，这一带的乡绅都争着与他结交。他呢，也不惯于托词推谢，所以他大部分时间都消磨在这些乡绅的府第中了。其实，如果他把时光多用在私塾里，恐怕对他的益处要大得多。

从这位塾师的学历和天资来看，我们可以推定他不会成为伊顿或威斯特敏斯特学校[2]的具有可怕的威胁力量的竞争对手。明白地说，他门下的学生分为两个班，高班的学生只有一位附近乡绅的大少爷，年已十七，却刚学到Syntaxi[3]；低班的学生则是这位乡绅的二少爷，他和教区里七个穷孩子刚学识字。

单靠教书所得，塾师很难过上舒适的生活。所以，除了教书，这位塾师还不得不兼任教堂司事[4]和理发师。此外，沃尔斯华绥先生每年还赠给他十英镑津贴，每逢圣诞节，这个可怜的人都能拿到手，要不是这笔钱，他难得在这个神圣的节日里心情舒畅。

在这位老学究家藏的几件珍宝之中，有一件就是他的老婆。她本是沃尔斯华绥先生家的厨娘，塾师当时是看上了她的家财才娶她的，那就是她在沃尔斯华绥先生家做工期间攒下的二十英镑。

这女人在相貌方面没什么可爱之处。她是否做过我的朋友霍噶斯的模特，我不能断言，但她的相貌的确像《***之路》[5]第三幅里那个给女主人斟茶的年轻女子一样。此外，她还是古代赞蒂璧[6]所创立的高贵教派的忠实信徒。因此，在私塾里，她比她丈夫更威风。实际上，无论在私塾还是在其他地方，只要有她在场，她丈夫就什么也做不了主。

本来，从相貌上就看不出她性格里有多少温柔的成分，而通常使夫妻感情受到损害的一种情况，可能使她仅有的一点儿温柔消磨殆尽了。人们说，子女是爱情的保障，这话的确不错。但塾师虽然同他老婆结婚九年了，却没有给她这种保障。对于这一缺陷，他是找不到推卸责任的借口的。因为论年纪，他还不到三十岁；论体格，他是通常所谓生龙活虎的壮小伙子。

从这里又引出另一种灾难，给这位可怜的塾师招来不小的烦恼。他的老婆经常醋劲儿特别大，弄得他几乎不敢跟教区里的任何女人说话。他只要对哪个女人稍微有一点儿客气，或者仅仅打个招呼，不论是他本人还是那个女人，都少不了遭受她一顿打闹。

她家里雇了一个女仆。为了保卫她的婚姻生活不在自己家里受到侵害，她在女仆的挑选上极为慎重，总要在相貌足以为其贞操打包票的女人中来挑。我们在前面介绍给读者的詹妮·琼斯就是其中的一个。

这个年轻女人的长相足以提供上述保证，而且她的一举一动都很有分寸——这是通情达理的女人必然会有的品德，所以她在帕特里奇（这就是塾师的名字）家待了四年多而没有引起过女主人丝毫怀疑。非但如此，女主人还格外对她开恩，允许帕特里奇先生教她拉丁文，这些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了。

但是嫉妒之于人，就像痛风病一样，只要人的血液里有了这种疾病，就很难保证它不再发作；而且其发作往往是借着一个很小的起因，在最难预料的时候出现。

帕特里奇太太就是这样。在四年多的时间里，她一直允许丈夫给这个年轻女人上课，为了让詹妮致力学问，还往往把家务活给耽搁了，这些她都容忍了。但她的醋劲儿还是像前面说过的那样突然爆发了。有一天，那个姑娘正念着书，塾师伏在她椅背上，正巧帕特里奇太太从旁边走过，那姑娘忽然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至于是为什么，不得而知，这是她第一次引起女主人的怀疑。

不过，这种怀疑当时并没有表露出来，只是隐藏在心底里，就像一个隐藏的敌人，等增援军队到来后，才会公开宣战开火。证实她的疑心的增援队伍果然很快就到达了，没过多久，有一天夫妻俩正吃饭的时候，塾师对女仆说：“Damihialiquidpotum.”[7]那可怜的姑娘听了笑了一笑，她也许是在笑这句拉丁文有语病。可是，这当儿，女主人看了她一眼，她脸上一红，大概是因为嘲笑了老师而感到不好意思吧。帕特里奇太太见此情景，立即勃然大怒，抄起正用着的木盘子，朝可怜的詹妮头上砸过去，嘴里喊叫着：“你这不要脸的娼妇，竟然当着我的面跟我男人捣起鬼来了！”同时手里拿着刀子站起来。要不是那姑娘利用了比女人离门口更近的便利，马上逃跑，避开她的盛怒，那么女主人很可能用手中的武器造成一场十分可怕的悲剧。至于那位可怜的丈夫，是由于事情来得突然，慌乱中不知所措，还是由于被吓得魂飞魄散，不敢站起来反抗（这后者是十分可能的），我不得而知。他只是瘫坐在椅子上，目瞪口呆，浑身发抖，一动不动，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一直到他老婆追詹妮没有追上返回来，他才为了自己活命，不得不采取些必要的防御性措施，他也学着女仆的样子，撤兵后退了。

这位贤良妇人的性格，恰与奥赛罗一样：

在嫉妒里度过一生，

并且随着月亮的阴晴圆缺，

不断产生新的怀疑——

而且同奥赛罗一样：

——一旦有了疑心，

就要立刻把它消除。[8]

因此，她命令詹妮马上收拾好行李滚蛋，因为她已经下定决心，不允许詹妮当天晚上在她家里过夜。

帕特里奇先生在这方面已经有了足够的经验教训，所以对这类事采取绝不介入的态度。因此，他就给自己开出一贯有效的处方：忍耐。尽管他不是深通拉丁文的学者，但是他还记得包含在这句格言里的教训，并且深有体会：

Levefit，quodbeneferturonu.

翻译过来意思就是：

担子虽重，善挑则变轻。

这句格言他经常挂在嘴边。说实在的，他倒是经常有机会来验证这句格言的真实性。

詹妮本来想为自己的清白辩护一下，但是这场风暴来势过于凶猛，不给她申辩的机会。于是她只好去收拾行李。她的东西不多，有几张牛皮纸就足够了。她拿了一笔微不足道的工钱后，就回家去了。

那个晚上，塾师和他老婆过得很不愉快。可是，天亮之前，发生了这样那样的事，使帕特里奇太太的怒气消掉了一些，总算允许她丈夫做自我辩护，她呢，也马上相信了他这番辩护。因为帕特里奇不但没有要求她把詹妮叫回来，相反还对把詹妮赶走这件事表示很高兴。他说詹妮不懂规矩，性情还非常固执，只顾整天用功读书，越来越不像一个女仆了。的确，詹妮近来常在学问上同老师发生争论，并且正如我们在前面说过的，她在这方面已经大大超过老师了。这一点，帕特里奇先生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允许的。詹妮坚持自己的意见是正确的，老师说她固执，可见老师对她已经开始恨之入骨了。

[1]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古希腊哲学家。他在《政治学》一书中，主张人类应重男轻女，女人应受男人统治。

[2]伊顿和威斯特敏斯特学校是英国最古老的两座贵族学校。

[3]意为造句，也就是句法，这里特指英国文法学家约翰·李利（1468？—1562）的《拉丁文文法》。

[4]教堂司事管教堂的杂务。

[5]这是霍噶斯于1731年所画的著名组画。

[6]赞蒂璧是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前469—前399）的妻子，以凶悍著称。

[7]这句拉丁文不合语法，他的意思可能是：给我点儿东西喝。

[8]所引两段均见莎士比亚的悲剧《奥赛罗》第3幕第3场。

包含家庭史上一场空前的大血战，或者毋宁说，一场大决斗

绝大部分做丈夫的深知，夫妻之间除了上一章所阐述的原因，还会有其他一些让步，这些让步，就像共济会[1]的内幕，是不得向没有加入这个令人敬重的团体的人泄露的。帕特里奇太太深信自己无缘无故地冤枉了丈夫，于是她就使出种种柔情和恩爱来补偿丈夫所受的委屈。她的感情，无论往哪个方向发作，都一样能达到猛烈的程度。她既然会要死要活地发怒，也同样会要死要活地疼爱。

但这两种情感在她身上通常是交替而发的。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塾师很少不在某种程度上轮流充当两种感情的发泄对象。当然，有时遇到特殊情况，当她的怒气发作得特别厉害时，那么和缓的时期也就比较长久一些。这次就是这样。她这一阵醋劲儿过去以后，对丈夫温柔体贴的时间延续得如此长久，是帕特里奇先生从来没有体验过的。要不是赞蒂璧[2]的全体信徒每天都必须把数落丈夫几次作为小小的功课的话，帕特里奇先生大可过几个月清静日子。

有经验的航海家，能在绝对风平浪静的海面上看出风暴即将到来的征兆。我也知道，有些人平时不怎么迷信，但也能理解这样一个规律：在异乎寻常的安宁和平静后，必然会有动荡和风暴来临。由此之故，古人在安宁和平静时期，都向奈米西斯女神[3]献祭，他们知道，这位女神总是带着妒忌的眼光注视人类的幸福生活，并且专以破坏这种幸福生活为乐。

既然我们绝不信奉这种异教神灵，更不想鼓励任何迷信思想，因此，我们希望约翰·弗——[4]先生和像他那样的哲学家动动脑筋，把命运突然由好变坏的真正原因考察出来。这种突然转变，自古至今屡见不鲜，下面我们就试举一例。我们的职责只在叙述事实，至于该事实发生的原因，我们只好留待更有才能的人去解释了。

人类一向都怀着极大的兴趣去打听和谈论别人的所作所为。因此，在每一个时代，在每一个国家，都会有某些地方专门做公众聚集的场所，好奇的人们可以在那里碰头，彼此满足各自的好奇心。在所有此类场合里，理发店铺可以毫无愧色地占据头等位置。在希腊，“理发店里的新闻”差不多成了一句谚语。贺拉斯在他的诗体《书简》里就根据这样的见解，把罗马的理发师大大地夸奖了一番[5]。

众所周知，英国的理发师绝不逊色于他们的希腊和罗马前辈。在英国理发店里，可以听到人们高谈阔论海外事务，其盛况绝不下于咖啡馆[6]里的议论。谈起国内新闻来，则更是无拘无束。不过，理发店只有男人可以涉足。既然我们英国的妇女，特别是下层社会的妇女，比其他国家的妇女更喜欢聚在一起谈天说地，而女性的好奇心又绝不低于人类的另一半，那么如果不另设场所来满足她们的好奇心，我们的社会结构就未免大有缺陷了。

在享受聚会场所这一方面，我们大不列颠的女性应该庆幸她们比外国姐妹们有福得多。因为不论是在阅读历史书籍还是到各地游历时，我都不记得曾看到过类似的地方。

我指的不是别处，正是日用杂货店[7]。人人都知道，这是以散布各种新闻而著名的地方，说得鄙俗一点儿，就是每个英国教区嘁嘁喳喳散布流言的所在。

有一天，帕特里奇太太参加了这种妇女聚会。一个邻居问她，最近有没有听到关于詹妮的消息，她回答说没有。于是对方就笑着说，教区真得好好感谢她呢，因为她把詹妮赶出了家门。

读者都知道，帕特里奇太太的那股醋劲儿早已完全消失了，除此之外，她没有什么事可以责怪那个女仆，于是她就坦然回答说，她不明白教区为什么会为这件事情感谢她。她甚至说，自从詹妮走后，她很难找到一个像她那么好的女仆了。

“一点儿不错，是找不到了，”那个好嚼舌根的妇人说，“我也很希望是这样啊。我觉得咱们区上这种不要脸的女人已经够多的了。这么说来，你大概还没有听说她最近养了一个野种的事吧？不过，她不是在咱们这个教区里生的，所以我家那位和另一个济贫助理员[8]都说，咱们教区没有抚养那野种的义务。”

“一对杂种！”帕特里奇太太连忙回答说，“这可真叫人想不到。我不知道咱们教区是不是该收养，但我敢说这***一定是在咱们这儿怀的身子，因为她离开这儿还不到九个月。”

任什么东西，都没有思想的闪动更迅速、更突兀了，特别当这思想由希望、恐惧或者妒忌作为推动力的时候，这其中妒忌是最重要的，另外两位只是它的帮手。帕特里奇太太立即想起，詹妮住在她家的时候，几乎从来都没有离开过屋子。于是，那天她丈夫怎样伏在詹妮椅背上、詹妮怎样突然站起来、詹妮怎样对她丈夫说拉丁文、她那个笑容，还有许多其他情况，一时间都涌上心头。现在看来，她丈夫对詹妮离开表示高兴只不过是一种伪装罢了。但话说回来，同时也可以说里面有真实的成分，因为他对詹妮已经玩腻烦了。此外，还有种种数不尽的罪过涌现出来，又燃起她的妒火。总之，她对丈夫的罪过确信无疑了。于是，她神情恍惚地立即离开了那群人。

虽然毛色漂亮的家猫，在它的族类中属于年纪最轻的一支，然而它的凶猛残酷劲儿，比起同族的其他辈分较长的支派来，一点也不逊色。它虽然在力气和块头上比不上那高贵的老虎，但凶悍程度却与之相等。它捉到一只小耗子，逗弄折磨了半天，忽然这只小耗子从它爪子下逃脱，它会马上大发脾气，吼叫，咒骂，一旦把小耗子躲在其后面的小箱子或大箱子挪开，它就会像闪电一样扑到那猎物身上，用最恶毒的怒火，狠狠地咬、抓、嚼、撕。

现在帕特里奇太太朝可怜的塾师扑过去的凶猛劲儿，绝不在这猫之下。她的舌头、牙齿和双手一起施展开来。她一下子就把丈夫的假发[9]从头上揪下来，把他的衬衣从身上撕下去，并且在他脸上开凿出五条血河，这表示，造物主是不幸用同样多数目的利爪把她武装起来的。

最初，帕特里奇先生采取的只是防御战术，只一味用双手护着自己的脸。后来他发现敌方的猛烈攻势丝毫没有减弱下来，他就想至少可以试试把她的武装解除掉，或者说，将她的胳膊束缚着。于是，在这场搏斗中，帕特里奇太太的帽子从头上掉下来了，她的头发，因为短得垂不到肩头，在头上直耸耸地立起来。她的紧身衣，只从穿过下部的一个窟窿眼儿的一根带子系在腰上，现在一下子绷开了，她的两个大奶头可比头发丰满得多，一直耷拉到肚皮底下。她的脸上溅了丈夫的血；她恨得咬牙切齿，眼睛就像铁匠熔炉里的火苗直往外冒。即使比帕特里奇先生胆子大得多的男人，见了这样一位亚马孙女英雄[10]，也要战栗恐惧的。

最后，帕特里奇先生很侥幸地抓住了太太的胳膊，从而使她指尖上装备的武器失去了效用。她一见这种情形，那女性的柔弱气立即战胜了她的怒气，一下子就泪如雨下，紧接着就昏迷不醒了。

在这场风暴中（帕特里奇先生对其起因直到现在还完全蒙在鼓里），他还勉强保留下来一点点理智，现在一见老婆晕过去，他把这点理智也彻底抛弃了。他立刻奔到街上，大声呼叫说他老婆快要死了，哀求街坊四邻赶紧来帮忙抢救。有几位好心眼儿的女人应声而至，用在这种场合常用的老办法，使帕特里奇太太终于苏醒过来。她丈夫一见，非常高兴。

帕特里奇太太刚刚恢复了神志，喝点儿强心甜酒镇定了一下，马上就开始向在场的人控诉她丈夫如何百般虐待她；她说，他在她的床铺上干出那种肮脏的事还不算，她刚说了他几句，他就用人们无法想象的残忍手段来对付她，扯下了她的帽子，揪掉了她的头发，拽下她的紧身衣，还打了她好几拳，害得她将来死了都要带着伤疤进棺材。

其实，这位可怜的丈夫脸上所带的他老婆盛怒的痕迹要多得多，而且也明显得多；但他听着老婆这些控诉，只惊愕得目瞪口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相信，读者诸君也会做见证，她的控诉与事实相去甚远，因为帕特里奇先生确实连一下也没有打过她。然而他的一言不发却被在场的全体法官视为供认不讳。于是，她们立刻异口同声地斥责他、咒骂他，还不停地重复说，只有懦夫才会动手打女人。

帕特里奇先生对于这一切都一声不响地忍受下来了。但当他太太指着自己脸上的血迹来证明他的残暴时，他却忍不住了，申辩说，那是他本人的血。事实也确实如此。他觉得自己的血反过来做了自己动武的罪证（就像有人说的被谋杀的人血那样[11]），未免太不合理了。

那些妇女听了他的辩解，没做别的回答，只说：可惜那只是从他脸上流出来的血，而不是从他心里流出来的。她们又异口同声地宣布，要是她们的丈夫胆敢动手打她们的话，她们就一定会叫他把心里的血流出来。

这班女人把帕特里奇先生以往的行为大大地申斥了一番，又对他今后的行为进了不少忠告，然后才走开，留下这对夫妻单独协商。不久，帕特里奇先生就弄明白他这场灾难的缘由了。

[1]共济会原是中世纪欧洲石匠的一种联合组织，17世纪初开始允许非石匠作为名誉会员参加，成为一种秘密团体，用暗号和行话进行交流。

[2]这里指无休无止的詈骂，据说赞蒂璧因苏格拉底不顾家务，常常骂他。

[3]复仇女神为奈米西斯，是夜的女儿。

[4]约翰·弗——，暗指当时伦敦著名的外科医生约翰·弗里克（1688—1756），他曾发表有关电的性质的论文，以知识渊博著称。

[5]并非引自贺拉斯诗体《书简》，而是引自他的《讽刺诗集》第1卷第7首。

[6]咖啡馆是当时政客们的***场所。

[7]原文的意思是蜡烛铺，因为蜡烛是当时最重要的照明之物。但这种铺子也卖肥皂、香料、糖及其他日用杂货。

[8]指教堂司务，司务是教堂里的下级职员，负责教区的救济事务。

[9]18世纪上半叶，英国一般男人还时兴戴假发，到下半叶，就只有从事某些职业的人，如律师、法官等才戴了。

[10]亚马孙女英雄是希腊神话中一批女战士，英勇善战，据说聚居在黑海沿岸，境内禁止男子居留。

[11]英国人从前的迷信，认为被谋杀的人，在杀害他的人走近他的尸体时，伤口会重新流出血来，这样罪人就暴露了。

包含许多事件，很能锻炼读者的判断力和思考能力

有句话我认为是至理名言，那就是，天下很少只有一个人知道的秘密。像上面说到的这类事情，既然整个教区都知道了，要不传得比这更远，那就简直可以说是一桩奇迹了。

果然，不出几天，小拜丁顿的塾师用极其狠毒的手段殴打老婆的消息就在附近一带——用通俗的说法——哄传开了。不但如此，有的地方甚至说，他把自己的太太谋杀了；也有的地方传说他打断了她的手臂，还有的地方说，不是手臂，而是打断了腿。总而言之，根据各地的谣传来看，凡是一个人所能受到的伤害，帕特里奇太太在她丈夫手里几乎全遭受了。

至于这番争吵的原因，也有各式各样不同的说法儿。有的说，帕特里奇先生正跟家里的女仆睡觉，被老婆当场抓住；此外还有很多传言，各不相同，有些人甚至倒转过来，说做妻子的行为不轨，惹得做丈夫的醋意大发。

威尔金斯太太早就听说帕特里奇两口子吵架的事，但是因为传到她耳朵里的是同引起争吵的真正原因不同的说法，所以她觉得还是先不去宣扬；特别是因为人们几乎一致把过错派在帕特里奇身上，而帕特里奇太太过去在沃尔斯华绥先生家干活的时候，曾为了一件什么事把威尔金斯太太得罪了，要知道，这位威尔金斯太太的脾气是不肯饶人的。

但是，威尔金斯太太的眼光能看得很远，能预料若干年以后的事，所以她已经明白无误地认识到，卜利非大尉将来很有可能当上她的主人，并且也清清楚楚地看出大尉对那个小弃婴一点也不抱好感。她心里就打算，如果能够发现一些什么把柄足以使沃尔斯华绥先生减少对这个孩子的疼爱，自然就是办了一件让大尉非常高兴的事。因为沃尔斯华绥先生对这孩子的疼爱显然使大尉十分不安，甚至当着沃尔斯华绥先生的面，他也难以掩饰这种情绪。而大尉的太太在人前的举止比丈夫要得体多了，她屡次劝说丈夫学学她的榜样，对她哥哥的糊涂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她说，他至少和旁人一样看出来这种行为是不明智的，她的愤慨也不比别人的少。

因此，尽管塾师夫妇吵架很久之后，威尔金斯太太才不知怎么探听到这件事的真相，她还是把全部细节考察到自己感到满意为止，然后对大尉说，她终于把那个小杂种的亲生父亲找出来了。她还说她很难过，看到主人这么宠爱这个私生子，竟把自己在这一带乡里的好名声也给毁了。

大尉斥责她，说她结尾那几句话太出格，是对主人的行为擅自下判断。虽然在品德或者见识方面大尉允许自己跟威尔金斯太太结成同盟，但自尊心绝对不允许他那么做。说实在的，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跟自己朋友的仆人联合起来反对他们的主人这种行为更不明智的了，因为这么一来，你以后就成了这些仆人的奴隶，被他们摆布，并且随时有被他们出卖的危险。大概就是出于这种考虑，卜利非大尉对威尔金斯太太的话没做什么明白表示，也没有鼓励她继续说沃尔斯华绥先生的坏话。

但是尽管他表面上对威尔金斯太太这个发现没有显出满意的样子，心里却相当高兴，并且决心尽可能利用一下。

他把这件事在心里藏了很长一个时期，一心盼望着沃尔斯华绥先生能从旁人口中听到它，可是威尔金斯太太从那以后，对这件事再也没有开过口；至于她是因为上尉那样斥责她而生了怨恨之心呢，还是对大尉的城府莫测高深，怕这番发现会使上尉不高兴呢，就不得而知了。

这位管家婆从来没有把这个发现告诉卜利非太太。这一点，我仔细想来，觉得有些奇怪，因为女人们遇到什么新闻，总是更喜欢向同性别的人传播，而不喜欢向我们男人透露。依我看，要解答这个疑难问题，只有将之归因于威尔金斯太太和女主人之间的关系最近一段比较疏远。其原因可能是，威尔金斯太太过分关心那个弃婴，引起了卜利非太太的妒忌。这位女管家虽然一方面很想讨好大尉，总想让那孩子毁灭，但另一方面看到沃尔斯华绥先生越来越疼爱他，就在主人面前越来越起劲儿地夸奖起孩子来。尽管威尔金斯太太背着沃尔斯华绥先生也对卜利非太太说一些完全相反的话，但已经得罪了这位难以伺候的女主人了。卜利非太太虽然没有（也许是不能）把她赶出家门，可总是想尽办法让她心里不舒服。这种情况终于使威尔金斯太太怨恨至极，竟然公开反抗起卜利非太太来，用各种方式对小汤米表示出敬重和爱抚。

在这种情况下，大尉很担心那件传闻有自行消散的危险，最终只好找了个机会，亲自向沃尔斯华绥先生透露了。

有一天，他跟沃尔斯华绥先生讨论起“仁爱”的问题，他引经据典地向沃尔斯华绥先生证明，在《圣经》里，“仁爱”这个词没有一处是当作慈善或慷慨周济讲的。

“***教这种宗教，”他说，“当初之所以建立，是为了更高尚的目的，而不是为了实行许多异教哲学家早就教导给我们的仁爱之道，仁爱之道，虽然可以称作一种美德，但它很少带有***徒所应有的那种崇高卓绝的胸怀，这种胸怀是高超的思想的表现，它在纯洁程度上接近天使一般的完美，而且这种完美只能靠上帝的恩惠才能达到，才能感觉得到，才能表达出来。”他还说：“有人把仁爱这个词理解为心地热诚，或者理解为对同胞怀有善心好意，对他们的所作所为给予宽厚的评价，这种理解才更接近《圣经》的本意。这种美德在本质上要比出于怜悯而施舍周济更高尚，受益的人也更广泛。因为施舍周济，做到损己利人，甚至毁家纾难，所能救济的人总是很有限的。相反，如果从另一种更真实的意义上去理解仁爱，受惠者可以遍及全人类。”

他说：“只要看一看圣徒都是些什么人[1]，就可以知道，要设想耶稣***曾向他们传授过待人要慷慨或者应该不惜施舍的教义，那就太荒谬了。既然我们不能设想耶稣会对不能实行这种教义的人传授这种仁爱之道，那么我们就更不能设想叫那些虽然能够实行但不肯实行的人真正理解仁爱之道了。”

“虽然这种慈善行为，算不上什么功德，”他继续说，“可是我必须承认，一个宅心仁厚的人，可以从中得到很大的乐趣。只可惜，有一种情况会使这种乐趣减色，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往往容易上当受骗，把丰厚的恩惠给予那些不配享受的人。就拿您来说，也不得不承认，对那个毫无可取之处的帕特里奇的接济就是如此。只要有两三件这样的事例，就会大大减少一个好心人从这种善行中理应得到的快乐。不但如此，这种事例还会使他对施舍心怀疑惧，担心造成助长罪恶、鼓励坏人的后果。这是极其严重的罪过，我们也不能拿我们并没有成心助长恶行为自己开脱，除非我们在选择施恩对象时十分谨慎。我认为，这些考虑已经使许多品德高尚、虔信宗教的人在慷慨好施方面大大受到了限制。”

沃尔斯华绥先生回答道，在希腊文方面，他没有资格同大尉争论，因此关于译成英语的“仁爱”这个词究竟该怎么讲，他不能表示意见。但他向来把这个词理解为某些具体行动，而周济施舍至少是这种美德的一部分。

说到功德，他说，他完全同意大尉的看法，因为行善只不过是一个人应尽的责任，根本没有什么功德可言。他说：“不管你把‘仁爱’这个词怎么理解，从《新约》的整个精神来看，它显然是一种职责。既然行善是一种责任，是***教的教规和自然法则所要求人们履行的义不容辞的责任，那么它本身就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而且，如果世上有哪种责任，尽责本身就是一种酬报，或者说，在履行这种责任时就获得了酬报的话，乐善好施就是一种。”

“说实在的，”他说，“有一种慷慨大方的行为（或者也可以说是一种仁爱）似乎可以算是功德，那就是，我们出于仁爱之心和***教的爱心，为了减少别人的痛苦，不惜把自己真正不可缺少的东西也拿出一些分给别人。我认为这才称得上是功德。但是如果我们只是拿出一些自己用不了的东西来接济同胞，如果因这种仁爱行为（我一定得用这个词）而蒙受损失的只是我们的钱柜，而不是我们自身；如果我们从灾难中救出几个家庭的代价只是房间墙壁上少挂一幅格外出色的画或者旁的方面少满足一项无聊可笑的虚荣心，那么我们也只不过是尽了人的本分而已。我甚至还要大胆说一句，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像是美食家，因为最讲究饮食之道的美食家不就是要他的菜肴不只为一个人所享受，而为许多张嘴所享受吗？这话正好可以用在那种知道由于自己的慷慨周济而使许多人都有面包吃的人身上。

“说到担心把恩惠施错了对象这一点，如你所说，事后证明受惠者不配受惠的事例是很多的，但我认为这种情况不足以阻止一个好人去济弱扶贫。我觉得，因为几件或者很多件忘恩负义的事例就狠起心来，从此不再理会同胞所遭受的苦难，那是很不应该的。我也不相信这样的事例能对一颗真正仁慈的心产生什么影响。除非能把一个好人说服，叫他相信全人类都已经堕落到不可救药的地步了。我想，这种相信人类堕落的人不变作无神论者，就会害上宗教狂热病，否则，没有别的任何情况能把他的行善之心封闭堵塞。然而，只因为有几个忘恩负义的人就断言全人类都已经堕落到不可救药的地步，那显然是不公正的。我相信，没有哪个人会仅仅因为在自己的见闻中有一个出乎常规的事例，就断然下这样的结论。”说到这里，作为谈话的收束，他问大尉，“你刚才说的那个毫无可取之处的帕特里奇是谁？”

“我指的是那个理发匠兼私塾教师帕特里奇，您能把他称作什么？”大尉说，“他就是您在床铺上发现的那个孩子的父亲。”

沃尔斯华绥先生闻言大为吃惊，大尉呢，看到沃尔斯华绥先生竟茫然不知，也同样很吃惊。他说，他知道这件事，已经有一个月了；然后他费了好大力气才想起是从威尔金斯太太那儿听说的。

于是，沃尔斯华绥先生立刻差人把威尔金斯太太叫来，她证实了大尉的话。沃尔斯华绥先生就依照大尉的意见，派她到小拜丁顿去调查这件事，因为大尉表示，他很不赞成在审理刑事案件时匆忙草率。他还说，在弄清楚帕特里奇的犯罪的确属实之前，他绝不愿意沃尔斯华绥先生做出任何不利于这个孩子和他的父亲的决定。尽管他私下已经从帕特里奇的街坊那里打听到足以使他满意的情况，但他的为人是很厚道的，绝不能把这些证据亲自提供给沃尔斯华绥先生。

[1]这里暗指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大多为木匠、渔夫一类的穷苦人。

对塾师帕特里奇***罪行的审判；他妻子的证言；对我国法律的高明之处的简短思考；还有其他一些重大事件，最能理解其意的人最喜欢

人们也许会感到奇怪，这么一件广为人知、为这么多人提供了谈资的事，怎么会一直没人向沃尔斯华绥先生提起呢？这一带大概只剩下他一个人对此事一无所知了。

要对读者把这种情况稍作解释，我想我应该告诉各位，在我们的国家没有任何一个人比这位好心人更无意于反对上一章所谈的对仁爱一词的正当理解了。说实在的，无论从哪方面界定仁爱的意义，他都当之无愧，因为没有人比他更能感知别人的需要，或者说更乐于济人之急难，而且也没有人比他更珍惜别人的名誉，轻易不肯相信有损别人名声的传言。

因此，流言蜚语是绝对不可能钻到他的饭桌上来的。古话说得好：观其友而知其人。所以我要大胆地说，只要注意听听人们在大人物的餐桌上的谈话，就足以了解他们对宗教、政治和生活品位等方面的一些看法，甚至可以了解他们整个的性格。尽管世上有那么一些怪异的家伙可以随处发表自己的意见，但大多数人还是很会溜须拍马，顺着比自己身份高的人的兴趣和意愿说话的。

我们现在还是回过头来说说威尔金斯太太。尽管路途有十五英里之遥，她还是很快就办完了沃尔斯华绥先生委派给她的差事。她带回的消息，确认了塾师有罪。因此，沃尔斯华绥先生只好命人把这个犯人传来，他要亲自审讯。于是，帕特里奇就被带到法庭来候审，以便对指控他的这个罪名进行辩护（如果他有什么可以辩护的话）。

在指定的时刻，来到乐园大厅沃尔斯华绥先生面前接受审讯的，有前边提到的帕特里奇、他的妻子安妮以及原告威尔金斯太太。

现在沃尔斯华绥先生坐在治安法官席上，帕特里奇先生被带到他面前。听完威尔金斯太太的控诉之后，帕特里奇申明自己无罪，他大声呼叫说自己是清白无辜的。

法官接着询问帕特里奇太太。她首先说了一番表示遗憾的话，说她不得不说出对丈夫不利的事实真相。然后她把那些读者早已知道的事件的原委详细陈述了一遍。最后她说，她丈夫已经对他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

至于她是否宽恕了她丈夫，我不便妄下判断，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她并不情愿在这个案子中做证。如果不是威尔金斯太太使用了很高明的手段，在她自己家里就把一切细节从她口中套出来，又用沃尔斯华绥先生的名义向她保证，对她丈夫的惩罚绝不会影响家属，那么由于其他种种原因，她大概永远也不会用这种方式来指控自己的男人。

尽管帕特里奇确曾向他老婆供认过上述情节，但他仍然坚持自己是无辜的。他竭力解释说，那是他老婆用一切手段逼他招认，逼得他没有法子才不得不那么做的。因为他老婆发誓赌咒说，她确信他是有罪的，所以他一天不承认，就折磨他一天。他老婆还对他保证，只要他招认下来，就永远不再提这件事了。他尽管明明知道自己是无罪的，但受了她这诺言的骗，还是假称自己有罪。他还说，像她那样逼他，即便要他承认杀了人，他也一定会照办的。

帕特里奇太太当然不能心平气和地忍受丈夫这么非难她，不过在目前这种场合，她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求助于眼泪。于是她就召唤大量的眼泪来做自己的援军，对沃尔斯华绥先生说道（或者不如说哭喊道）：“尊敬的老爷，世界上再也没有比我更可怜的女人了，受这个卑贱的家伙的欺负。他这不是头一次骗我了。老爷，他弄脏我的床铺不知有多少回了。要是他光喝酒，把什么活都撂下不干，我都能忍受；只要他没有违犯这条神圣的戒律，我都不在乎。再说，要是他在外头胡搞，我也不拿这当回事，可是他搞的是我的女用人，又是在我自己家里；在我自己家里，弄脏了我的干净床铺，一点儿也不错，是他和他那个畜生一般的骚***，把***净的床铺弄脏了。就是的，你个流氓，你把我的床铺弄脏了，就是你！这会儿你又告我硬逼你把事情招认出来。老爷您明断，我硬逼他，这可能吗？您看我，到今天还浑身是伤，这还不够说明他对我有多狠毒吗？你这个流氓，你要真是个男子汉的话，这样打女人，你应该感到可耻。可是，你连个半截男子汉都算不上，这你自己心里明白。对我，你连半截丈夫都算不上。你非要和骚***混在一起，你非要那样不可，可是我心里清清楚楚的——老爷，既然他这么气我，我就索性用我的身子发誓：我亲眼看见他们两个睡在床上。怎么，你大概忘了！我只是轻轻地说你一两句，说你不该和人通奸，你就把我打昏了过去，打得我额头上直流血。我们邻居可以替我做证。你简直把我的心伤透了，把我——把我的心伤透了！”

说到这里，沃尔斯华绥先生打断她的话，请求她平静下来，并答应一定为她主持公道，然后他朝帕特里奇转过身来，只见他站在那里呆若木鸡。他那点儿机智，一半因为吃惊而消失，一半因为惧怕而逃跑了。沃尔斯华绥先生对他说：“我很难过，世界上竟然有像你这么坏的人。”他告诉帕特里奇，像他这样支支吾吾、敷衍搪塞、撒谎欺骗，只能加重自己的罪名。要想赎罪，只有坦白承认事实，真诚悔过。他敦促帕特里奇立刻把全部事实招认出来，不要再抵赖了，因为连他自己的老婆都来证实他是有罪的。

说到这儿，读者诸君，我请各位少安毋躁，允许我把我国法律的高超公平合理地赞美一番。这法律拒绝接受妻子的证言，不论其对丈夫有利还是不利。某位学识渊博的学者[1]说过——就我所知，除了一本法律书外，还从来没有人引用过他这话——假如允许妻子做证的话，那就会在夫妻之间造成永无休止的纠纷，而且也会造出很多伪证，从而使许多人被鞭笞、罚款、囚禁、发配和绞死。

帕特里奇站在那里沉默了好一阵子，直到听见让他说话时，才开口说，他把一切事情都已讲了，并且说，只有老天知道他是清白无辜的。最后又说，那个女仆本人也是知道的。他要求老爷马上把她传来做证，他不知道，或者至少假装不知道，詹妮其时早已离开这一带了。

沃尔斯华绥先生办事一向主持公道，再加上他性情冷静，所以他平时问案子总是很有耐心，只要被告能找出为他辩护的证人，他都肯于听取。于是，他立刻派人去寻找詹妮，并且同意在詹妮到来之前，把定案时间向后推迟。随后，他又对帕特里奇夫妇劝解一番，要他们和睦相处（可惜他这番劝解都说给那个不需要劝解的人听了），并指定他们第三天再来候审，因为他打发詹妮去的地方离这里刚好一整天的路程。

到了指定的日期，所有当事人都来了。派去寻找詹妮的人也回来了，说没有找到她，因为她几天前跟着一个招募新兵的军官一起离开了她住的地方。

于是，沃尔斯华绥先生宣布：既然这个詹妮看起来只不过是个***的女人，那么她做的证言不会有让人相信的价值。不过，他也不得不说，帕特里奇自己的招供以及他老婆所说的当场捉奸的许多情节，早就足以证明事实确凿无误了；假设詹妮能够到庭并且讲出实情的话，也只能进一步证明这个事实而已。因此，他再次劝告帕特里奇坦白招认。可是帕特里奇仍然发誓说自己是清白无辜的。这样一来，沃尔斯华绥先生说，他本人对帕特里奇的罪名成立已经没有疑问了，而且声明，因为这个人太坏了，他绝不能再做鼓励这种坏人的事。因此，他取消了自己给他的那笔年金，劝他一定要真心忏悔，而且要辛勤劳动，好好养活自己和老婆。

这个世上比倒霉的帕特里奇更不幸的人恐怕没有多少。由于老婆的证言，他把平日大部分的进项失掉了。然而这以后，他老婆还是天天骂他，因为除了其他方面的过错，失掉这笔年金也得归咎于他。可是他既然命该如此，除了忍受没有别的办法。

尽管我在上面称他为可怜的帕特里奇，可是我希望读者把我使用这个词的原因归于我天生的怜悯之心，而不理解为我这是宣布他清白无辜。他究竟是否有罪，也许下文可见分晓。如果历史女神[2]把什么机密交我保管的话，那么在没有得到她的许可之前，我是决不会犯泄密罪的。

因此，读者在此须暂时按捺一下好奇心。不管这件事是真是假，可以肯定的是，摆在沃尔斯华绥先生面前的证据足够定帕特里奇的罪而有余。即便证据比这少许多，要是其他法官来判的话，也可以定他个***生子的罪名。但是尽管帕特里奇太太一口咬定，甚至要指着圣餐中的圣体起誓，帕特里奇完全无辜还是有一定可能性的。虽然计算一下詹妮离开小拜丁顿和她分娩的时间，那孩子很明显是在小拜丁顿怀的胎，但那并不就等于证实帕特里奇一定是孩子的生父。别的且不说，在那一家里，当时还有一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他跟詹妮来往相当亲密，足以引起人们怀疑。但是嫉妒往往使人成了瞎子，帕特里奇的老婆在盛怒之下，压根儿就没有想到这一点。

帕特里奇究竟有没有听从沃尔斯华绥先生的劝告去悔过，表现得倒并不明显；但可以肯定的是，他老婆却从心底里后悔不该去做不利于丈夫的证词，特别是她事后发现，德波拉阿姨完全把她骗了，拒绝在沃尔斯华绥先生面前替她说一句求情的话。不过，她在卜利非太太那里似乎还算顺利。读者想来早已知道那位太太的脾气要温和得多，她好心地表示要在她哥哥面前求情，恢复他们的年金。她这样做固然是出于她的好心眼儿，但在下一章里我们还能看到一个更强烈的、更合乎人情的动机。

然而，卜利非太太的求情并没有成功。因为虽然沃尔斯华绥先生并不像新近一些作家所说的那样，只有惩罚罪犯才是真正的仁慈，但他也不认为毫无理由地任意赦免罪犯就算是表现了仁慈。在案件上遇到任何疑点或可以减刑的情节，他都不会放过；但是罪犯本人的请求或旁人的干预，对他丝毫也不能产生影响。总而言之，他绝不因为罪犯本人或其朋友不愿意看到罪犯受惩罚而加以赦免。

这样，帕特里奇和他的妻子只好俯首帖耳听从命运的安排，这命运实在是太残酷了，他们的进项减少了，帕特里奇不但没有加倍努力，补足减少的收入，却反而因为绝望颓唐下来。他生性本来就懒散，如今这个毛病越发严重了。他的小私塾终于关张。要不是一位仁慈的***徒出于怜悯之心，接济他们一些仅够糊口的粮食，他们非要饿死不可。

这份接济来自一个不知姓名的人。他们夫妻俩认为这位暗中施舍的恩主就是沃尔斯华绥先生本人。我相信读者也一定这么想。沃尔斯华绥先生虽然不肯公开鼓励罪恶，但如果罪犯遭受的困苦大得跟他所犯的罪过不相称时，他会暗中为他减轻痛苦。现在，在命运女神的眼里，帕特里奇一家的悲惨处境已经太过分了，所以开始同情起这对可怜的夫妻，并且彻底结束了帕特里奇太太的苦难，从而也大大减轻了她丈夫的苦难，原来，过了不多久，她就患天花去世了。

沃尔斯华绥先生对帕特里奇做出的正义判决，最初博得普遍的赞同。但等到帕特里奇刚一遭受这判决带来的苦难，他的邻居们的心立刻又软了下来，开始同情起他的境遇，随之就责怪起他们以前所称许过的公道，认为那过于严厉和苛刻了。如今，他们大声疾呼，说不应该冷酷无情地执行惩罚，并且极力赞颂仁慈和宽容。

帕特里奇太太的去世使这种呼声愈加高涨。尽管她的死是因为患了上面说的那种疾病，并非由于受穷或悲伤，但许多人却能心安理得地把她的死归咎于沃尔斯华绥先生执法过严，或者用他们现在的说法，残酷无情。

帕特里奇丢掉了老婆、私塾和年金，现如今那位不透露姓名的施主又把刚刚提到的那笔救济金也停掉了。他眼看就有挨饿的危险。于是，他决定换换环境，在街坊四邻的一致同情声中，他离开了这里。

[1]这里指英国法学家爱德华·库克（1552—1634）。他在1628年发表的《英国法律制度第一部——对李特尔顿的解释》中曾说过这样的话。

[2]缪斯是希腊神话中九位女神的通称。她们都是天神宙斯和穆尼赛斯所生的女儿，分别主管历史、音乐与诗歌、喜剧、悲剧、舞蹈、抒情诗、颂歌、天文、史诗，主管历史的缪斯叫克利欧。

用一幅简短的素描，描绘明智的夫妻如何从相互仇恨中获得家庭幸福，并为那些姑息迁就朋友缺点的人申辩几句

尽管大尉终于消灭了可怜的帕特里奇一家，可是他还没有摘到自己所期望的果实，就是：把那个弃婴从沃尔斯华绥先生家里赶出去。

不但没能赶出去，相反那位乡绅倒一天比一天更加喜欢小汤米了。好像他要用对儿子的特别疼爱和温情，弥补对婴儿父亲的惩罚似的。

这种做法，正如沃尔斯华绥先生平日的其他一切善行一样，使大尉的脾气更加急躁乖戾。因为在他看来，沃尔斯华绥先生这一切博施广济，都等于减少了他自己的资财。

我们前边已经提过，在这个问题上，大尉的太太和他的意见相左。说实在的，在其他任何问题上，他们俩的意见也都是不一致的。尽管有许多聪明人认为，以才识为基础的爱情比以美貌为基础的爱情更能持久，但在他们夫妻身上则恰恰相反。才识正好是他们闹矛盾的主要原因，也是引起他们不断争吵的一个重要原因。结果，一来二去，造成妻子这一方对丈夫极端鄙视，丈夫这一方对妻子则是彻底厌恶。

他们夫妻两个的才能主要都发挥在对神学的钻研上，因此从第一次见面起，这也就成为他们最常谈起的话题。结婚以前，大尉总像一个有教养的人那样放弃自己的论点，服从对方的意见。而且他这样做的时候，并不像那种自鸣得意的傻瓜那么愚蠢，在争论中一面谦恭地向地位比自己高的人让步，一面却又极力想要对方明白他仍然认为自己有道理。大尉则反之。尽管他是世界上最骄傲的人之一，他却总是把彻底的胜利让给论敌，使那位小姐每次结束争论回屋去时，对他的真诚毫不怀疑，对自己的才识大为欣赏，同时对大尉的辩才愈加爱慕。

虽然大尉对自己打心眼儿里看不起的人这么谦恭，并没有像那些为得到提升而不得不对贺德雷[1]或神学界别的知名人士阿谀奉承那样感到难堪，但如果不是出于别的动机，他是连这一点也不愿忍受的。因此，一旦结了婚，那些动机都消失了，他也就不耐烦再那么降尊纡贵，而开始用傲慢无礼的态度对待他太太的意见，这种态度，只有那些该受鄙视的人才做得出，而且也只有那些不该受鄙视的人才忍受得了。

结婚之初那段恩恩爱爱的***过去以后，就只有爱的余波出现，在余波之间总有漫长的风平浪静的时刻。这时，理智开始打开了这位女士的眼睛，让她看到大尉态度上的变化。到后来，大尉对妻子的所有论点一概报之以呸啐之声。他妻子绝不肯俯首帖耳地忍受这样的侮辱。老实说，刚开始的时候，这种情况使她怒火中烧，要不是后来转变了态度，用一种比较温和的方式发泄怒火，那就几乎要闹出悲剧性事件。这种方式就是，她把丈夫的才识也看得一文不值，这样略微减轻了她对他的憎恨，不过，她这种憎恨也够强烈的了。

大尉对妻子的憎恨要显得单纯一些。他并不因为她的学识和见解有缺陷而鄙视她，恰如他不会为了她身材不及六英尺而鄙视她一样。在大尉心目中，女人是应该受到嫌弃的，他的意见比亚里士多德本人还要厉害。他把女人看作一种家畜，比猫稍微高一点点，因为她们担负的职务要比猫重要。但是二者之间的差别在他眼里是那么微小，以至当他和沃尔斯华绥先生的田产房屋缔结婚约时，不管搭配上一只猫还是一位白丽洁小姐，都是一样的。然而他的自尊心相当强，近来已经开始觉察到妻子对他的鄙视。这种情况，加上他早已对妻子的爱情感到腻烦，他内心里对白丽洁的厌恶和憎恨就差不多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了。

在夫妻生活中，只有一种情况可以使双方毫无乐趣可言，那就是彼此漠不关心，形同路人。如果我的许多读者都知道让自己所爱的人快乐是一件多么快乐的事——我希望如此——那么我担心有少数人一定在折磨自己所恨的人中体验到极大的满足感。照我的理解，夫妻结合后即便双方都很不满意，还是可以享受一份平静的家庭生活的，但他们往往为了获得这后一种快感，放弃这份安宁。在这种情况下，做妻子的就忽而狂爱一阵，忽而醋意大发，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快乐，一定要搅得丈夫不安，不让他享受一点点快乐。反过来，丈夫勉强克制自己，耐着性子待在家里，陪着他所不喜欢的妻子，如此也就逼着妻子整天跟她同样讨厌的丈夫厮守在一起。可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有些寡妇在丈夫生前一直打打闹闹，不让他有片刻安宁，但等到丈夫死了，无法再折磨他时，又对着丈夫的遗体洒下汹涌的眼泪。

如果说世界上曾经有夫妻享受过这样的乐趣，那就一定是大尉和他的太太了。两个人只要有一个发表什么意见，另一个就立刻找到充足的理由来坚决反对。如果一方提议搞点儿什么娱乐，另一方总要唱反调。他们永远也不会喜欢或憎恨、赞扬或责备同一个人。由于同样的缘故，既然大尉把弃婴当作眼中钉，他太太就把那孩子亲了又亲、抱了又抱，就像自己的亲生儿子一般。

读者很容易就能想象得到，夫妻之间的这种态度当然不会对沃尔斯华绥先生的安宁有所助益。沃尔斯华绥先生本来以为这桩婚事能为他们三个人建立起一种宁静的幸福生活，然而他的愿望没有实现。不过，虽然他对这桩婚事的结果多少有些失望，但他还远远没有了解到事情的真相。由于某种很明显的原因，大尉当然要在沃尔斯华绥先生面前谨小慎微，以免露出马脚，而他的太太也怕惹她哥哥不高兴，不得不采取了同样的态度。事实上，一个第三者跟一对行事相当谨慎的夫妻即便非常接近，甚至长期住在同一所房子里，也很可能难以发现他们之间的不和。因为尽管夫妻把整天的时间用来相憎或相爱有时还嫌不够，但对于有些能够克制自己感情流露的夫妻来说，在没有别人在场的情况下，按常规单独在一起度过的许多钟头就足够他们宣泄自己的感情了：如果他们相爱，不必当着旁人搂抱接吻；相憎的，也不至于在人前相互唾面。

但是，沃尔斯华绥先生可能已经看出一些苗头，使他于心不安。我们总不能因为一个稳重明智的人不像小孩或者女人那样哭叫哀伤，就一口咬定他没有痛苦。当然也可能他已经看出大尉的某些缺点，但并没有感到不安；因为真正善良而又聪明的人，不论对人对事，总是顺其自然，按其本来面目接受下来，对缺点从不抱怨，也不强行矫正。这样的人，能在朋友、亲属或者熟人身上看到某种过失，但他们可能从不对本人或旁人提起，而且往往并不因此在感情上同这些人疏远。说实在的，如果一个人有深刻的鉴别力，但没有这种宽宏大量的性情来调节，他就只能跟那些有几分憨傻、容易被人欺骗的人去交朋友了。希望我的朋友们宽恕我直言不讳，在我认识的人中间没有一个是完美无缺的；同样，如果我的朋友中间竟然看不出我身上存在的缺点，我也会感到遗憾的。我们对人宽厚，要求别人对我们也宽厚。这就是友谊的一种练习，并且无疑是非常令人愉快的练习。我们对别人这样表示宽厚，同时也不能存心去矫正别人的缺点。世上也许没有比企图去矫正我们所喜爱的人的天生缺陷更显得愚蠢的事了。最完美的人，仿佛最精致的瓷器，都可能会有一些瑕疵。我觉得无论是人身上还是瓷器身上的这些瑕疵都是无法补救的；但即便如此，这些人和瓷器仍然是最有价值的珍品。

总而言之，沃尔斯华绥先生无疑也在大尉身上发现了一些缺点，不过大尉这人很工于心计，在沃尔斯华绥先生面前时永远小心提防，因此后者就只把他的那些缺点看作优良品质上的瑕疵了。沃尔斯华绥先生天性仁厚，使他常对别人缺点加以迁就包涵，而他的稳重明智又阻止他向大尉明明白白地指出来。如果他发现全部事实，那他的心情自然会大不一样的；而且如果大尉夫妇之间这种状况长久保持下去的话，他总有一天会发现的。但是仁慈的命运女神采取了有效措施，没有使这种情况发生。她迫使大尉干了一件事，使他和太太重归于好，使他太太恢复了以往对他的温存体贴、柔情蜜意。

[1]贺德雷（1676—1761），英国神学家、辩论家。他当过主教，故有黜陟牧师、副牧师的权力。菲尔丁在《约瑟夫·安德鲁传》第2章中高度赞扬他的著作。

一个重获妻子欢心的处方，这个方子，即便在万分绝望的情况下，也非常灵验

大尉在独处的时候，总能以愉快的心思自娱，这就大大弥补了他和太太交谈那几分钟（他总是想尽办法把这种时间缩短）带给她的不快。

他的全部心思都用在沃尔斯华绥先生的产业上了。首先，他动了不少脑筋，尽其所能估算了一下那全部家产确实值多少钱。他常常发现，有必要把这种估算修改得对自己更有利些。其次，也是最主要的，他十分开心地盘算着，该对房屋进行哪些改造，和其他种种修缮方案，以便不但使这座庄园更加富丽堂皇，而且使它进益更多。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他就认真钻研起建筑学和园艺学来，读了很多这两方面的书籍。确实，这些研究工作占据了他的全部时间，也成为他唯一的娱乐消遣。最后他终于完成了一套完美的设计方案，可惜这里我们没有能力把它介绍给读者，因为我相信，即便是当今的豪华气派也无法与之媲美。所有为这种伟大而高贵的设计方案增光添彩的两大要素，金钱和时间，它都十足具备了。因为要实现这样一套设计，需要一笔为数不小的款子，而且即使只使它初具规模，也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关于前者，大尉确信沃尔斯华绥先生有的是钱，而且将来肯定会由他来继承，可保证充足供应；至于后者，大尉体格健壮，又刚刚步入所谓中年，因此他丝毫也不怀疑自己能活到大功告成的那一天。

现在可以说，万事俱备，只等沃尔斯华绥先生一死，他就可以立即着手实施他的计划了。为了计算沃尔斯华绥先生寿命的长短，他充分运用了自己那点儿代数知识，并且把坊间所有讲人类寿命规律以及遗产继承等的书籍，全都买来看。他研究了以后，得出的结论使自己很满意：既然沃尔斯华绥先生每天都有死亡的可能，那么他在几年之内死的概率就更高。

然而有一天，正当大尉聚精会神地沉思这类问题的时候，一桩极为不幸又极不合情理的意外事件发生在他身上。说实在的，不管命运女神如何歹毒，她也难得想出这般残酷、这般不合时宜、这般不留情面的手段，把他的一切如意算盘都摧毁了。为免使读者等得不耐烦，我还是简短捷说吧：正当大尉的心因深思沃尔斯华绥先生的死亡会给他带来多大幸福而欢跳的时候，他自己却猝然中风而死。

不幸的是，中风是在大尉傍晚独自散步时袭击他的，因此即便他还救得活的话，当时也不会有人来救助。于是，他就量出了足够他以后使用的那么大一块土地，躺在上面一命呜呼了。这可以说是贺拉斯那句名言的真实性的一个伟大（虽然不能称为活生生的）的例证：

Tuecandamarmora

Locaubipumfunu：etepulchriImmemor，truidomo.[1]

下面我把它的大意翻译给英国读者：“你大兴土木，准备下最珍贵的材料，其实，一把鹤嘴锄和一把铁锹就足够了。你盖了五百英尺长、一百英尺宽的宫殿，却忘记了你所需要的只是六英尺长、二英尺宽那么大一块儿地方。”

[1]拉丁文，原诗的大意为：你已接近死的边沿，却还大兴土木，造起大厦，忘却了地下的墓穴。引自古罗马诗人贺拉斯的《咏歌集》第2卷第18首。

从寡妇的哀伤中证明前章所说处方万无一失；其他一些与死有关的恰如其分的点缀，例如医生等等；并附一篇标准的墓志铭

沃尔斯华绥先生、他妹妹和一位女宾客按照平常固定的晚餐时间，来到了饭厅。他们等了好大一会儿，比通常等待的时间要长得多，可还是不见大尉来。沃尔斯华绥先生先开口说，大尉这么半天没来，他很不放心（因为大尉用饭一向是极守时的）。于是他吩咐底下人到门口摇铃，特别朝着大尉常去散步的那些地方摇。

然而所有召唤他的办法都用上也没有效果（因为真是不巧，大尉那天傍晚刚好换了一条路径散步）。卜利非太太表示她非常担心。那位女客是卜利非太太一个很要好的朋友，她非常清楚卜利非太太的真实想法，就尽力劝她平静下来，并对她说，您当然不能不担忧，可是凡事都应该往好的方面想想。很可能是因为傍晚的景色太可爱，吸引住大尉，使他比平常走远了一些；再不就是哪个邻居把他留住了。卜利非太太回答说，那不会的，肯定是发生了什么意外，不然他是绝对不会不给她带个信就待在外面的，因为他知道这会叫她多么担心着急。那位女客对此无话可说，就讲了几句在这类场合通常讲的话，劝她不要担心，因为那对自己的身体是很不利的。然后又为她斟了一杯酒，并且终于想办法劝她喝了下去。

这中间沃尔斯华绥先生亲自出去寻找大尉。这时他回到饭厅，神色充分显露出他十分惊慌，说实在的，他惊慌得几乎话都说不出来了。悲哀在各人身上会引起不同反应，所以同样的忧虑使沃尔斯华绥先生的声调压得很低，但使卜利非太太的嗓门提得很高。这会儿，她竟号啕大哭，泪如泉涌，埋怨自己命苦。那位女客说，不能怪她这样痛苦，只是不能哭得过分伤心。她试图用富有哲理的话劝朋友节制悲伤，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还说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必须更坚强。不论这些不测风云来得多么突然、多么可怕，我们都要坚忍地抵抗。她劝卜利非太太学学她哥哥的榜样，善于忍耐。尽管她哥哥不像她那么着急，可是毫无疑问他也是很担心的。但因为他懂得乐天知命，所以能把悲痛限制在适当的范围内。

“你不要提我哥哥啦，”卜利非太太说道，“只有我才是值得同情的。遇到这种情况，对一个朋友的关心，怎么能和妻子的关心相提并论呢！噢，他这人是完了！一定是有人把他谋害了——我永远也见不到他了！”说到这儿，她又泪如雨下。这眼泪在她身上产生的效果，和克制力在沃尔斯华绥先生身上产生的效果是一样的，接着她就安静下来了。

就在这时，一个仆人跑进来，上气不接下气地喊道：“找到大尉啦！”还没等他说完，就又进来两个仆人，抬着大尉的尸体。

现在，好奇的读者可以发现悲伤在不同的人身上所引发的不同反应的又一个例证了。同样是悲伤，沃尔斯华绥先生刚才是沉默不语，他妹妹是呼天抢地；如今呢，看到这情景，沃尔斯华绥先生不禁潸然泪下，而卜利非太太却完全停止了哭泣：她先是猛地尖叫一声，接着就昏了过去。

屋子里立刻挤满了仆人。有的和那位女客一起照看卜利非太太，有的则帮沃尔斯华绥先生把大尉抬到一张暖床上，他们用一切办法来挽救他的生命。

如果我们能告诉读者，两个失去知觉的人都被有效地抢救过来了，那我们当然是很高兴的，但事实不是这样。照看卜利非太太的人们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她昏迷了一段时间后就苏醒过来，大家都放下心来。大尉的情形则相反。所有办法，如放血、按摩和闻药等全试过了，都不奏效。尽管同时请来两位医生充当他的辩护律师，他们也都马上收了酬金，但死神这位丝毫不讲情面的法官还是把大尉判了***，并且立即执行了。

为了避免有人恶意地使用这两位大夫的大名，我们这里就称他们为甲大夫和乙大夫。他们第一步是号脉，也就是说，一个号左手，一个号右手。两人都一致认为大尉已经断气。至于他得的是何种病，或者说他的死因是什么，两位大夫的意见相左。甲大夫认为大尉是中风而死，乙大夫则断定他死于癫痫。

于是，这两位学识渊博的医学家就展开了一场争论，各自提出若干理由来支持自己的诊断结果。他们的理由同样非常充分，以至于越争论下去他们就越顽固坚持自己的看法，谁也不能说服谁。

实在说来，每位医生差不多都有自己偏爱的病症，他们总是把死亡在人类身上取得的一切胜利都归结到自己所偏爱的那种病症上来。痛风、风湿、结石、尿砂和结核等病症在医学界都有其偏爱者，当然也有不少人赏识神经炎或者精神病。这就足以说明为什么对一个病人的死因会有不一致的意见，就连医学院里最有学问的人也是如此。这种情况使得那些不了解其底细的圈外人大为诧异。

读者诸君也许会感到奇怪，为什么两位学识渊博的大夫来到这里，不先抢救病人的生命，却马上争论起病人的死因呢？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在他们还没有来到之前，各种各样的办法都已经试过了：大尉被抬到暖床上，他的静脉已经被扎了好几针，前额也已经按摩过，嘴唇上和鼻孔里都滴了各种烈性闻药。

大夫们一看他们吩咐人做的事，人们早已都做过，不知该怎么办才能消耗掉这段时光。因为按照习惯和礼貌，为不失体面，拿了诊金以后应该耽搁一会儿再走，于是他们只好找个题目来闲扯一番。那么，除了上面说的关于死因的争论，还有什么话题比这更合适呢？

两位医生正要告辞出去的时候，沃尔斯华绥先生放弃了救活大尉的希望，将一切委之于天命，就回过头来问他妹妹的情形，并且请两位医生到她那里瞧瞧再走。

卜利非太太这时已经恢复了神志，照通常的说法，就是恢复到她目前情况下所能指望恢复到的程度。因为是一个新病人，两位大夫把准备程序做完，就遵照沃尔斯华绥先生的请求，来到她的病床前，就像刚才对待那具死尸一样，每人抓过她一只手来。

太太和她丈夫的情况恰恰相反：她丈夫是任什么抢救措施都无济于事，她呢，是不需要任何治疗。

世俗之见总认为医生是死神的朋友，再没有比这种说法更不公平的了。我持相反的意见，因为如果把被医生救活的人跟牺牲在医生手下的人数对比一下，我相信前者还是多于后者。不但如此，有些医生在这方面非常谨慎，他们为了避免把病人治死，宁可放弃一切治疗手段，只开一些不痛不痒的药。我听说这类医生当中还有一些人把这句话当作座右铭：“病人应该听凭天命的安排。医生只能站在一旁，天命如果干得好，医生就拍拍它的后背，以示鼓励。”

两位大夫对死亡很不感兴趣，因此要了一次诊金后，就再也不管那尸体了。但对于活着的病人，他们却不怎么厌恶。对于卜利非太太的病状，两位大夫立刻取得了一致意见，然后就干劲儿十足地为她开起药方来。

既然卜利非太太一开始就使两位大夫相信她是有病的，那么两位大夫是不是反过来能让她相信自己确实有病，这一点我就不好下断言了。不过在以后整整一个月里，凡是病人应该有的点缀她都不缺：大夫来为她看病，护士来服侍她，并且常有亲友捎口信来问候她。

最终，病该痊愈、极度的悲伤该结束的时候到了，卜利非太太就把大夫打发开去，开始会客应酬了。她跟以前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身上穿的衣服和脸上的神情都显出一种悲伤哀悼的色彩。

这时，大尉已经入土为安。要不是沃尔斯华绥先生看重友情，在死者的坟地上立了一座有墓志铭的石碑作为纪念，大尉也许在被人遗忘的道路上就已走出很远了。那个墓志铭是一个才华横溢、正直诚实，并且深知上尉的品行的人写的，全文如下：

约翰·卜利非大尉

瘗骨于此，

静候欢乐的复活日来临。

伦敦

有幸为他诞生之地，

牛津

有幸为他受教之府。

他的才能是

军队之荣，邦国之耀。

他的一生

为宗教增辉，为人性添彩。

他是孝顺的儿子，

体贴的丈夫，

慈祥的父亲，

友爱的弟弟，

忠诚的朋友，

虔敬的***徒，

他是一个善良的人。

未亡人悲痛万分

谨立此碑，

以志先夫之懿德，

以表

未亡人哀悼之情。

小说《汤姆·琼斯：全2册》 第二卷 试读结束。